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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魚HSP60伴侶蛋白的結構研究揭示了環狀組裝的調節機制

為了解決SPG stock的問題，作者賴孟承 這樣論述：

60kDa熱休克蛋白（HSP60）是細胞中歸類為第一型分子伴侶蛋白家族的成員之一，能夠組裝成七聚體單環的構型，兩個環會進一步形成桶狀十四聚體，主要在粒線體中負責協助摺疊多種重要蛋白。近期研究發現人類HSP60聚合成七聚體的穩定性受環境溫度和核苷酸存在的影響。為了探討真核HSP60寡聚化的機制，本研究分析了硬骨魚類的HSP60的構型變化和生化活性。本研究中，最後建構出解析度2.4 Å的點帶石斑魚HSP60 (EcHSP60)二聚體晶體結構，以及解析度3.4 Å的七聚體結構。進一步比較二聚體及七聚體的蛋白單元，本研究發現HSP60蛋白質兩端摺疊成的赤道域有明顯的排列差異，表示赤道域在七聚體的組成

扮演重要的腳色。此外也發現多聚體的構型也會受核苷酸的影響而進一步聚合或離散，且二聚體失去了七聚體具有的水解ATP活性。綜上所述，這些數據提供了對HSP60寡聚化的詳細機制及其在調節分子伴侶活性中的功能性作用的見解。

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

為了解決SPG stock的問題，作者顏雅倫 這樣論述：

個別經濟體與社會對政府與市場以及其相對位置的想像、信念與價值判斷，相當大程度地決定了反托拉斯法的執法態度與傾向，以及應如何具體解釋充斥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反托拉斯法條文。臺灣於1980與1990年代推動與制定競爭法制時，深受德國新自由主義以降的歐陸競爭法影響。惟不同於美國反托拉斯法以經濟效率優先但以消費者福利為標準、同受德國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歐洲聯盟競爭法則是認為消費者利益為反射利益而在執行層面有多元目標的考量，臺灣負載政府管控的發展主義傳統，經濟政策素來強調追求規模經濟與經濟效率的重要性。本文以為，臺灣身為東北亞地區的相對小型經濟體，競爭政策的執行無法忽視廠商達成最低效率規模的重要性，不宜讓

競爭政策同時肩負財富分散與保護中、小型企業的任務，故宜採取經濟效率優先及整體福利標準的競爭政策，但同時應特別避免因屈從追求或扶植國家龍頭企業的誘惑，而放鬆競爭法的執行，應僅在必要範圍內重視產業的規模經濟。另鑑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地區過往政府長期介入甚或扭曲市場的歷史，政府與管制仍然是主要的問題，與美國解除管制過度而於金融危機後以行為經濟學為基礎重回管制的情事顯有不同。且墊基於有利管制之行為經濟學的反托拉法政策理論，迄今尚未能就廠商或市場行為提出完整、一致性實證預測，其不論在理論基礎或是執法機關負荷能力上，都不是現階段的良好選擇。金融危機的發生，再度觸及關於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爭論核心。臺灣金融

業歷來一直受到高度管制，從2001年金融改革以來，臺灣政府也明確支持整併金融業，在金融產業形成國內龍頭產業。臺灣金融產業是目前最能體現管制與競爭法規互動、消長與相互競爭關係、政府在市場經濟扮演的角色，以及臺灣競爭政策取向與發展的領域。本文彙整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公平會」)歷年來關於金融機構的執行案例與金融業的管制法規結構，就公平會未來在金融產業執行競爭法，提出下列建議：1. 公平會歷年來在金融機構結合案件的審理上，過度向產業政策傾斜，未來應以經濟效率優先，加強分析、研究金融機構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率，並據此判斷參與結合事業關於整體經濟利益的主張是否實在，包括適度依據公平

交易法(以下簡稱為「公平法」)第12條第2項，為附加條件或負擔等附款，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就結合違法性審核標準而論，宜採顯著阻礙競爭而非形成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為審查標準。2. 金融機構太大不能倒並非公平交易法現在與未來要關注的焦點，應劃歸金融管制法規。另宜刪除我國金融法規明文豁免公平法結合申報等規定，若認為仍有必要因應金融穩定性為例外性處理，亦宜在法規設計上明確界定相關適用要件，並以縮短結合申報後的等待期間等方式為之，甚至亦可仿照美國所謂的口袋裁決（”pocket decree”）制度，解決短期金融穩定與長期市場競爭議題間的衝突。3. 公平會應採實質影響標準加強釐清結合

的認定。公平會在處理金融機構結合案件時，應參考與援用金融產業法規諸如金融控股公司法中關於控制性持股與關係人等規定，可讓適用公平法第6條第1項第5款時，能更有具體依據。此外，若一事業直接或間接掌控他事業董監事或經理人，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除章程另有更高的規定外，應認為至少在一事業若擔任、取得或控制他事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或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席次而足以否決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的重要事項，此時即應認為該事業對他事業具有實質影響，而有可能構成結合；如取得他事業常務董事一定席位而得以在公司日常事務經營扮演一定角色者，則必須再密切注意兩者有無其他兩者顯然處於同一管領力下的事實或影響競爭因素而得綜合判斷有

構成結合的可能。以此一標準觀之，未來公平會若未能加強或注意政府在金融機構的實質影響力，以及金融業間透過多層次公司架構或家族集團設立多個投資公司以掌控多家金融產業等情事或可能，將可能低估臺灣金融業的實際市場集中度。4. 依現行法規，金融控股公司與非金融事業仍有透過董事兼充、董事席位掌握(包括透過同一集團或家族所捐助財團法人等達成控股架構等及運用公司法第27條)等方式形成結合關係的可能。在台灣，一般產業集團與金融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實質結合的情形，並不罕見。未來金融市場逐步集中時，應特別注意當部分企業集團集中掌控金融業以後，可能藉由讓其所屬金融機構拒絕提供資本或服務予其集團下其他產業的競爭者，以獲

取該集團在其他產業的競爭優勢，從事無關規模經濟效率的排他性行為。且因多角化結合在臺灣仍有其特殊風險存在，公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對掌握大型企業跨入新市場或跨市場的影響力，仍有重要意義。5. 若未來在金融業的結合管制上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則除應加強不符合公平法第14條第1項但書之聯合行為的執法，另應嚴厲取締對效率無助益的具市場力量事業之排他行為或人為進入障礙。公平會應於管制法規有缺漏或於管制放鬆時積極介入促進市場競爭，並加強對金融業的瞭解（例如保險業的共保聯營行為）避免自行放棄執法。針對臺灣各類金融業基礎交易、結算與資訊處理平台等獨占事業以管制法規為主的法令結構，不宜援用美國Trin

ko 與Credit Suisse兩案的論理將仍以管制法規為重的金融領域（例如證券市場）之市場競爭行為均歸諸金融主管機關規制，諸如證券承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限制競爭行為，仍有公平會適用公平法介入的空間與可能。6. 公平會應妥善運用公平法第9條第2項規定，就金融機構的股權結構、轉投資行為以及金融市場法規與實務狀況等事項，定期與金融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為「金管會」)進行溝通；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通過後，金管會制定子法及爭議處理機構於擬定或主管機關於審核爭議處理原則時，得仿照陶德－法蘭克法案的設計精神，妥善運用公平法第9條第2項規定，徵詢公平會的意見，將公平會已積累的案例類型予以納入。

按公平法第24條並不適合充作保護金融商品消費者的主要依據，以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理論介入金融機構的搭售行為亦有不當，未來公平會在金融消費者保護事項，宜退居第二線，使公平會能將資源從此部分釋放出來，轉向本文所建議之反托拉斯法層面的加強管制。